一百年过去了，广东音乐的底色未改、气质不变，仍是当年的那个“潮牌”。

　　溯源：沙湾开广东音乐创作之先河 《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熟奏成章

　　如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蜚声海内外的广东音乐孕育于美丽富饶、河网密布、潮湿温润的珠三角地区。

　　在广东音乐非遗国家级传承人、著名高胡演奏家何克宁看来，各个地方乐种之所以有不同的特色和韵味，与当地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方言的声调息息相关。

　　广东音乐之所以能受到人们的喜爱, 是因为其旋律流畅优美，曲式结构严谨，题材多取自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有独特的韵味，这种韵味的形成，与白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在南海、番禺、顺德一带，人们说话抑扬顿挫，忽高忽低、平仄交替、明朗悦耳。有人说“南番顺地区的人吵架也像唱歌一样”。

　　“文字的发音有其声必有其调。广州地区的方言发音直接影响着广东音乐的旋律与韵味。在这些地区流行的‘龙舟’‘木鱼’‘咸水歌’与‘中山民歌’等，和我们生活中的民谣、童谣、劳动号子、买卖经商的叫喊，都成了广东音乐创作的旋律宝库。”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认为，广东戏曲、民歌与器乐平行发展、交叉影响和相互借鉴，促进了广东音乐的诞生。

　　业界普遍认为：明代万历年间，外省音乐文化（包括中原古乐、弋昆牌子曲、江南小曲、小调等）全面传入珠三角后，受本土语言、风俗、人文、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在“胚胎”中的本土音乐文化慢慢融合。明清时期，木鱼歌、粤讴、南音等民间戏曲在岭南空前繁荣，民间乐社、八音班等纷纷涌现。

广东民族乐团粤乐经典演出。广东民族乐团供图

　　广东音乐的正式形成，应当自清代嘉庆年间南海人招子庸编写《粤讴》算起。该书是招子庸在广州搜集歌伶咏唱的民间唱词俚句汇编而成。全书共121首乐曲，以粤语韵律加以变调整理，以粤地方言谱词。

　　清代咸丰至宣统年间，广东音乐尚处在孕育期，未能自成一体。在这一时期，以番禺沙湾人何博众为代表的民间音乐爱好者把北方乐曲和粤讴、南音及粤剧的曲牌、杂曲等熟习于心，互相引奏。

　　在充分借鉴民间音乐艺术的基础上，他们以生活体验为依据，创作了一批广东音乐作品，如《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这些作品只是作者在心里自编成谱，用口说明曲意，用手奏曲——熟奏成章，还没有用谱记录。擅长扬琴的著名艺人严老烈自创“右竹法”，以“加花”（修饰旋律的手法，是演奏者对原曲进行的二次创作）的手法，改编创作了《旱天雷》《倒垂帘》《连环扣》《归来燕》 等经典作品。

　　随着严老烈、何博众等早期著名作曲家兼演奏家创作的首批广东音乐作品问世，广东音乐完成了器乐化过程，组合形式和演奏技法日趋成熟。

乐器木琴（图@视觉中国）

　　民国初年，沿海经济繁荣催生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西学东渐也促进了粤曲的创新。这一时期人才鼎盛、创作繁荣，涌现出被称为“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他们都是何博众的后人。

　　以何柳堂为代表的作曲家收集与整理了广东音乐的早期作品，把曲子用谱记下来，并加以提升。如《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曲，经何柳堂整理提升后，发出了夺目光彩。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何柳堂又写下了《回文锦》《七星伴月》等曲。从何博众时期手弹、口授、耳听、心记到何柳堂的承上启下、整理提升，再到何与年、何少霞富有个人特色的创作，沙湾数代何氏音乐人以中原音乐为根，以民间艺术、歌谣等为营养，在继承前人音乐特色的基础上，吸收粤剧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强调节奏的转换、旋律的优美、音色的华丽、调式的变化，以曲抒情，终成别具一格的“典雅派”。

　　番禺沙湾能成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之一，沙湾何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得益于富裕的经济条件、开明的思想和活泼的民间艺术，沙湾何氏族人不仅能文能武，还能歌善舞。何氏音乐清新典雅、委婉柔和、自成一体，从“琵琶大王”何博众到享誉中外的“何氏三杰”，他们成为广东音乐的开拓者、改革者、传道者。《雨打芭蕉》《赛龙夺锦》《饿马摇铃》等名曲从这里奏响，传奏至今。

舞剧《沙湾往事》中表现《雨打芭蕉》的舞段。广东歌舞剧院供图

　　从《粤讴》问世至20世纪20年代，粤乐的乐器主要由二弦、三弦、竹提琴、月琴、扬琴、喉管、笛、箫等组成。这个时期也是粵乐的硬弓（坚硬粗响的乐器）时期。沙湾何氏历代名家都是琵琶高手，如首创“十指琵琶”弹奏技法的何博众被称为“琵琶大王”，何少霞被称为“琵琶精”。

　　何柳堂后来在香港任广东音乐和粵剧教师多年，粤乐名家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四大天王”都曾拜在其名下学艺。

　　如果说“加花”是广东音乐演奏技法上的丰富与改变，那么，一代粤乐宗师吕文成让广东音乐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20世纪20年代，20岁出头的吕文成做了一次大胆改革：他把二胡的丝质外弦用小提琴的钢丝外弦代替，音域提高了四度，并用两膝夹住琴筒拉奏。正因这一创举，高胡成为广东音乐的主奏乐器。以高胡为主奏的“软弓组合”逐渐取代传统以二弦为主奏的“硬弓组合”，成为主流。

　　当时的一位沪上名记者写道：“二十年代他（吕文成）在上海音乐社个人表演扬琴独奏《梅花三弄》《小桃红》两阕，听众们如痴如醉……至今传诵不衰……二胡独奏《双声恨》《昭君怨》将终，掌声响彻全场。”吕文成大获成功后，被听众誉为“二胡博士”“二胡王”。

以高胡为主奏的“软弓组合”逐渐取代传统以二弦为主奏的“硬弓组合”，成为主流。图为高胡演奏家余乐夫。星海音乐厅供图

　　全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陈锦昌曾指出，吕文成是创作广东音乐作品最多、作品最为流行的音乐家。

　　《步步高》在沪上写成

　　20世纪20年代，吕文成在上海的茶座里写出了“舞蹈粤乐”《步步高》，在坊间大受欢迎。这首曲目的头三个音“335”是粤语“步步高”的谐音，寓意“步步高升”的吉祥兆头。该曲演奏时在两个八度音域中充分发挥高胡技巧，给人以步步高升之感，“八度大跳”的旋律多次出现，更是让人精神振奋，因此大受热捧。

　　《平湖秋月》是吕文成创作的另一首名曲，被称为《步步高》的“姐妹篇”。有乐评人表示，《平湖秋月》旋律委婉、节奏多变，“既饱含江南音乐华丽明亮的韵致，又采用岭南音乐行云流水的走指及圆润的长弓和弹性的短弓，形象地描绘出他（吕文成）在杭州西湖感受到的‘江天一色无纤尘’的幽美境界”。

　　1932年，吕文成离开上海，定居香港。抗战期间，吕文成创作的《泣长城》《樱花落》《送征人》《台儿庄之战》等抗日乐曲，极大地激励了国人的抗敌斗志。

　　吕文成为什么会在上海学习粤曲并成名？原来，吕文成出生于中山，3岁时就跟随养父远赴上海。吕文成的音乐启蒙之路颇为特别——他在沪上做童工，受到附近茶楼里粤剧与粤曲表演的耳濡目染，从而爱上了广东音乐。

　　与他的经历有所相似的是，广东音乐同样发源于珠三角，也同样扬名于上海。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执行院长刘瑾教授认为，广东音乐风行上海，是广东精英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合璧联珠。“当时广东人在上海的社会地位很高，广东音乐非常容易被接受。”

　　1918年，上海首个广东音乐社团——“上海粤侨工界协进会音乐部”成立。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沪上已有30多个广东音乐社团。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一跃成为亚洲唱片业重镇，北上的广东音乐得益于此，迈入全盛时期。随着唱片销往全国各地，广东音乐也在全国扬名。

　　伴随华侨脚步走向世界

　　借助工业文明的力量，广东音乐风靡全国，广州、香港、上海、沈阳、天津、西安等地都成立了研究和演奏广东音乐的音乐社，尤其是上海和香港，茶楼和舞厅里都有广东音乐伴奏。

　　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副教授、广东音乐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生导师吴迪2005年第一次去天津演出，当晚全场满座。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告诉吴迪：“我是‘留学生’——听着留声机学广东音乐的学生。”

　　伴随着华侨的脚步，广东音乐传播到了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在海外，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广东音乐是海外华人与故土之间的情感纽带。漂泊海外的华人，即使与故乡远隔万里，耳边萦绕的仍是熟悉、温暖的乡音。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他去欧洲演出，广东籍侨民希望他弹奏广东音乐名曲《平湖秋月》，他不会弹，问去哪里学，对方告诉他去广州，于是他毅然南下。从此，安徽人方锦龙在岭南扎根。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左一）。图为方锦龙在《红色中国·粤韵飞扬》广东音乐精品音乐会上演奏。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音乐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中国唯一以省份命名的民族音乐。专业研究机构和专业演奏团体相继成立，如广东民族乐团、广东音乐曲艺团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广东音乐开始逐渐形成大型乐队结构，并制定了三种乐队编制——小组奏、中组奏、大合奏。大型乐队形成后，也引进了乐队指挥。一批名家创作出《春到田间》《山乡春早》等优秀作品。其中，刘天一被誉为“广东高胡第二代传人”。他演奏《鸟投林》时，一改前人用“呌子”模仿鸟鸣的技法，改用高胡的高音区演奏。为了更好地把握鸟啭之音，他常到郊区、公园聆听鸟鸣，认真揣摩，最后运用特殊弓法，模仿出比呌子更为逼真的鸟鸣。

　　据史料记载，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到广东目睹了民间音乐的盛况后，写下了“千顷良田千顷蔗，万家灯火万家弦”的诗句。

　　其实，无论是新年贺岁，还是重大活动，都有广东音乐的“身影”：《彩云追月》曾跟着神舟六号“上天”，丰富了两名航天员的太空生活；《步步高》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伴随着各国运动员代表队入场……

　　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被称为“广东高胡第三代传人”，是当代广东音乐的领军人物。音乐界评论余其伟的演奏“开拓了中国高胡艺术的新格局”。他领衔的“余其伟广东音乐演奏组”是艺术水准最高的广东音乐“五架头”组合，近40年来足迹遍布海内外。

　　广东音乐不断取得新成就。1995年举行了第1届广东音乐创作大赛，至2017年共举办6届，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这些作品既保留了广东音乐的传统旋法特征，在曲式结构及和声布局上又颇具新意。

　　2006年，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推出了广东音乐《岭南变奏》，大胆起用北方新生代作曲家，重新解读岭南音乐传统，结合了交响乐、爵士乐的技法和节奏，对粤乐和潮乐名曲进行“拼贴”，使其表现力更为丰富，从侧面展示了广东音乐的包容、创新。

“粤韵广州塔——名家周末大舞台”第七期广东音乐曲艺首场专场晚会。

　　近年来，新技术、多元审美、艺术创新使广东音乐的发展之路更广阔。新腔与古调“同在”，前卫与传统融合——音乐人正在不断探索守正创新的道路。

　　近年来，国乐艺术家方锦龙成了国乐“顶流”。2019年B站跨年晚会上，方锦龙单枪匹马，和由著名音乐人赵兆指挥的百人乐团“斗乐”。曲目纵贯古今、横跨东西，既有名曲，又有电子游戏配乐。方锦龙使用多种中西方乐器，甚至“实力打脸”——拍着脸皮演奏。一众“小青年”叹为观止，献上满屏弹幕：“壮哉我大国乐”“鸡皮疙瘩掉一地”“老爷子太厉害了”。

　　方锦龙在传统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引领“国风”“国潮”。在他看来，“把广东音乐包装好，就是一种新的时尚”。

　　“沙湾何氏几代音乐家的创作，往往信手拈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感，挖掘题材，这是很值得我学习的。”他说，“20世纪30年代，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勇于吸纳西洋音乐，并进行巧妙融合，这种‘无论西东、包容革新’的精神对我也非常有启发。”

方锦龙在传统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引领“国风”“国潮”。图为方锦龙（右一）与著名相声艺术表演家黄俊英以趣谈广东音乐的形式主持串场。（图@视觉中国）

　　广东音乐发展到现在，合奏最常用的是“五架头”。方锦龙自从复制了当代五弦琵琶之后，一直用五弦琵琶演奏广东音乐。“广东音乐鼻祖何博众当年就以琵琶为主要乐器，尤其是他的‘十指琵琶’绝技，技法灵活、指法创新、变化多端，非常了不起。可惜后来这种技法失传了。我正在研究‘十指琵琶’技法，希望能够恢复和继承。”方锦龙说。

　　在传承、创新的道路上，有方锦龙这样的60后“国乐顶流”，也有余乐夫这样“粤乐摇滚双栖”的80后高胡演奏家。

　　余乐夫是高胡大师余其伟之子，十六七岁时爱上了摇滚。后来，他逐渐发现，“有种微妙感觉，只有民乐能给”。2003年，余乐夫携手吴迪、李志成、郎平、童绍民四位热爱广东音乐的演奏家，创立了“南亭会粤乐团”。19年后，“南亭会”已成为广东音乐演奏组合的“天团”，被誉为新一代的广东音乐继承者。

　　作为乐团的艺术指导，余乐夫表示：“我们只做一道菜——本土广东音乐。我们从大学组团直到现在，对这片土地无比热爱，因此很努力地为这片土地上的艺术留下一些成果， 哪怕只有一点。当我们用心感受来自全世界的精彩，就具备了把广东音乐‘玩’得更讲究的条件。”

　　年届七旬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专家、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周凯模从事相关研究已有40年。他说：“传统不是僵死的事物，音乐文化是活态的，它必然一直流动。就像江河，碰到一座山，它要转个弯，碰到一条沟，它要往下沉，然后不断汇合其他支流，一直向前走。同样是广东音乐，余乐夫和当年吕文成所做的显然不同，但内在的‘乐脉’一直在那里。”

2003年，余乐夫携手吴迪、李志成、郎平、童绍民四位热爱广东音乐的演奏家，创立了“南亭会粤乐团”。图为南亭会乐团演出现场。星海音乐厅供图

　　行走在沙湾古镇，街头巷尾不时传来婉转的乐曲声，这是街坊邻里组织的私伙局在开唱。近日，记者在沙湾镇走访两名广东音乐传承人，一老一少，与他们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

　　据悉，改革开放以来，沙湾镇将传统广东音乐发扬光大，沿用广东音乐大师何柳堂之名，成立了“柳堂乐社”，推动全镇的广东音乐、曲艺活动。沙湾先后自发组成并恒常开展活动的私伙局、群众音乐团体近10个，公开展演及参与各级比赛，其中有沙湾广东音乐研习社、翠园乐社、沙湾青萝乐坊等，各个学校还组建了少年民乐队等，传承广东音乐“典雅派”的优良传统。

　　70多岁的何滋浦是地道的沙湾人，曾在育才小学教授民乐多年。他成立了广东音乐研习社，将以前来自育才小学民乐队的学生组织起来。每个星期五，他们都会聚集在三稔厅，组织音乐私伙局活动。

　　2020年，在沙湾文体中心组织下，何滋浦为抗疫献上了3部曲艺作品——《逆行者赞》《南粤杏林春》《龙舟》，用音乐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

沙湾古镇的孩子们在练习演奏广东音乐。

　　作为“非遗”沙湾何氏广东音乐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何滋浦常把沙湾的音乐比作一株大树。“沙湾的音乐有盎然的生长力，也有柔弱的一面，因此要用心培养下一代。当他们长大之后，年轻人也可以撑得起沙湾的音乐。”

　　“我父亲擅长广东音乐，精通多种民族乐器，还会制作乐器。小时候，父亲每天晚上都会邀请朋友一起来家里演奏广东音乐。” 青萝乐坊创始人张锦威这样回忆儿时对广东音乐的记忆。

　　2015年，7名沙湾本地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专门演奏、练习和研究广东音乐的小型乐团——青萝乐坊。这些年轻人或是80后，或是90后，且都在儿时参加过民乐团，学习演奏广东音乐。乐坊成立后，张锦威负起了传承人的责任，走进多所学校，教授广东音乐。

　　张锦威还告诉记者，沙湾青萝乐坊的所有乐器、道具和演出服都是自己凑钱购买的，没有任何单位资助。“乐坊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每个人虽然都很忙，但每次都会准时出现在排练现场，这背后是对广东音乐的热爱与责任感。”

　　“传承广东音乐，沙湾后继有人”，这是张锦威的微信个性签名，也是他的追求。“要到全国舞台、世界舞台上去演奏沙湾的音乐。”他说。

　　到底是什么孕育了广东音乐的神韵？高胡名家余其伟用“平民意识、俗世感情”来概括广东音乐的文化品格和美学特征。“广东音乐较少像中原文化、北方音乐那样深厚苍凉，多写津津有味的生活小景、花鸟虫鱼、个人情怀、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所以它亲民、亲切、通俗、琅琅上口，比如《步步高》，全世界都懂。”余其伟说。

　　广东音乐的题材多源于现实生活，人们将对生活的感悟借助音乐表达出来，而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都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流露出自然活泼的生活情趣。比如，《雨打芭蕉》描绘初夏时节雨滴敲打蕉叶的情景，堪称南国情趣的初期代表；《赛龙夺锦》取材于端午节南国水乡赛龙舟紧张、激烈的场面，表现了劳动人民勇敢豪放、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孔雀开屏》描写孔雀姿态华美、色彩绚丽的开屏过程，比拟一种祥和幸福的气氛，生机盎然……广东音乐多姿多彩地表现平民情感，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赛龙夺锦》取材于端午节南国水乡赛龙舟紧张、激烈的场面。图为舞剧《沙湾往事》中表现《赛龙夺锦》的舞段。广东歌舞剧院供图

　　广东音乐是一种乐曲标题与内容表达完全吻合的标题音乐。粵乐旋律很强调调性和音程的协和，曲调优美动听，擅长抒情，又容易记忆。在乐曲结构上，广东音乐以简驭繁，主题思想突出，表现方法多样。因此，广东音乐作品大多短小精悍，自由伸展。

　　比如，《彩云追月》小巧精致，用弦管合鸣表达浩瀚夜空中云彩的悠然自得、从容不迫，间杂木鱼、吊钹衬托夜空寂寥空旷，用乐器间应答式的对话突出“追”字，仿佛云月嬉戏，赋予画面以动感，意趣盎然。

　　广东音乐中灵动的市民情调，透露出广府人怡悦自得的生活态度，又体现海洋文明之开放兼容。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曾表示，广东音乐具有 “内生的现代性”。孕育于近代中国，与城市发展并进，广东音乐蕴含的世俗精神、审美趣味和变革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故广东音乐的艺术形态，不论内容、形式还是创作主体，都呈现出有别于其他传统乐种的现代特征。

广东音乐中灵动的市民情调，透露出广府人怡悦自得的生活态度，又体现海洋文明之开放兼容。图为广东音乐名家黄丽萍表演木琴独奏《走马》。（图/@视觉中国）

　　广东音乐：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等地的一种民间器乐形式。因广东还有潮州音乐、客家汉乐等其他民间乐种，因此，广东音乐仅指一种特定的狭义性质的器乐合奏形式。

　　广东音乐的乐器：以高胡为主奏乐器，加上扬琴、秦琴、洞箫、椰胡，被称为“五架头”。在高胡名家余其伟看来，这其实与弦乐四重奏、铜管五重奏等西方经典的室内乐形式相似。

　　20世纪30年代以后，用西洋乐器演奏粤乐的表演形式开始盛行。据统计，粤乐曾经使用过的西洋乐器包括小提琴、萨克斯、木琴、吉他、小号、钢琴、爵士鼓等，多达41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