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曾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之一。

　　1913年，彭湃就读于海丰中学，在学校期间，他常常阅读进步书籍和刊物。1916年，他和同学一起参加五七国耻反日示威游行。中学毕业后，彭湃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就读于政治经济学系。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参加了早稻田大学学生成立的建设者同盟，这个组织重点关注农民问题，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这段经历对彭湃后来坚定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影响很大。

　　1921年，彭湃回国后来到广州，并加入了早期团组织。同年7月，他在海丰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带领社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并组织社员阅读研究《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彭湃在海丰曾组织学校师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但因动摇了当地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失败。这段斗争经历也使彭湃意识到，“背后绝无半个工农”的爱国运动，是难以发展为社会革命的。从此，他下定决心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

　　1924年4月，彭湃来到广州，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就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负责处理农民部日常工作。彭湃从自身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大力推动开展农民运动，亟须培养一批农民运动骨干。他通过自己在农民部任职这一便利，积极建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彭湃的倡导下，同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意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广州一共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担任第一届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并作为教员教授了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等课程，系统讲授农民运动的经验。他讲课通俗易懂，十分生动，因而很受学生欢迎。彭湃组织农讲所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国民革命、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等理论，同时还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农讲所学员后来在全国多地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他本人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也被毛泽东选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1925年5月，广州召开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当选常务委员。随后广州又召开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彭湃继续当选常务委员。当时广东省的农会会员人数达到62万，占全国农会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彭湃经常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各地指导农民运动。1926年8月底，广州市郊区花县（今花都）反动民团总局长江侠庵纠集土匪和地主武装民团进攻农民协会，还焚烧十四条村，造成当地农民死伤一百多人。面对这一惨案，彭湃作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的代表前往花县进行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彭湃坚决与农民站在一起，和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代表做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勾结地主武装破坏农会的阴谋。在彭湃等人的不懈努力下，调查委员会最后判处反动地主武装交出全部枪支，赔偿农民的全部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不法行为。

　　在广州工作期间，彭湃经常深入工人当中，关心他们的生活，为他们解决困难。他了解到广州的人力车工人很多是海陆丰等地的破产农民，生活艰苦，于是到人力车工人中，组织工人反抗车主、工头的压迫和剥削。1924年6月26日，在彭湃等人的努力下，广州市人力车工人第一协作社成立，随后又成立了第二、第三协作社。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彭湃积极发动全省农民支援罢工，并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工人纠察队并肩战斗，切断对香港的大米、蔬菜供应，停止与英商贸易等。同年8月4日，他出席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并发表演说，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明确提出“工人大联合”。10月18日，彭湃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做报告，指出:“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这已成为铁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中心向北转移。

　　1927年3月，彭湃和陈延年、苏兆征等一起从广州到武汉工作。他不仅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还与毛泽东、方志敏等人一同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肩负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1929年8月24日下午，彭湃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委军委会议时，因叛徒白鑫告密，被工部局巡捕。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始终英勇不屈，坚定不移。同年8月30日，彭湃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年仅33岁。

　　彭湃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革命理想，“责任、人民、国家”六个字贯穿了他的生命。他真诚关爱劳苦大众，心怀改造旧社会的宏愿，骨子里根植为革命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在他牺牲后，中共中央对他作了高度评价:“他这样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

彭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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