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毛泽东积极表态赞成建立国共联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同时主张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1924年1月20日，毛泽东再次来到广州参加国民党大。会上，他对国民党右派提出的“不能党中有党”言论加以辩驳，并要求停止讨论。毛泽东以积极表现受到孙中山的关注，并最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5年9月，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一道来到广州，他们一家当时的住所就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楼上。毛泽东此次来到广州不久后，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同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当时国民党右派势力与革命派的斗争日趋激烈，毛泽东创办了《政治周报》，并在《政治周报》上接连发表观点鲜明、言辞犀利的文章，与国民党右派辩驳，斥责他们的反共言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出席中共三大时就曾发言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等人的主张下，农民问题被写进中国共产党三大党纲，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

　　1925年，毛泽东在第五届农讲所兼任教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16日，为了迎接北伐战争，国共两党在广东继续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同年5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办，这一届农讲所有327名学员，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20个省。毛泽东本人也负责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在担任所长期间，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员要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他亲自带领学员到韶关和海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材料被毛泽东编辑成《农民问题丛刊》，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为了保护这些来自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北方学员，毛泽东为每一个来自北方的学员都取了代号，在书信往来中用以指代，避免他们暴露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数次来到广州视察工作。其中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泽东来广东视察。在为期近一个月的视察中，毛泽东召开了20次会议。当时广东刚刚成立华侨投资公司，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希望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毛泽东来广州，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陶铸指示港澳工作委员会要迅速做好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同志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毛泽东在仔细听取了汇报后，了解到华侨对回国投资有顾虑时，明确表示：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要有更积极的政策。这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率先提出利用外资的构想。结束广州之行时，毛泽东还不忘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调研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了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论十大关系》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其中就涉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及利用外资的问题。

　　1961年初，为了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并直接领导了粤湘浙三省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2月13日，毛泽东抵达广州后很快便拿到了中央赴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调查纪要》是调查组赴新兴县里洞公社和南海县大沥公社调查后写出的。其中指出新兴县里洞公社是由两个经济水平相差较大的合作社合并后实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等情况。《调查纪要》提供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为了系统地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他从2月下旬开始组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主持起草工作。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华东、中南、西南三个中央局和省、自治区、市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3月15日至23日，毛泽东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最后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的出台部分地克服了人民公社体制内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使全国农业生产逐渐走出低谷。

　　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地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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