槎（chá）者，木船也。

唐代韦应物诗曰：“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晓日浸东山。”

　　作为沟通中外的通道，“陆上丝绸之路”广为人知。但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也曾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由于中国陶瓷器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早在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初步形成。明清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瓷器大量远销欧美地区，推动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想了解中国古代陶瓷贸易体系的亲们，一定不要错过正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热展中的“浮槎万里——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展”。

　　该展于9月4日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为期三个月。本次展览是国博深度挖掘馆藏资源自主策划、主办的，在全部294件（套）展品中，国博馆藏文物占比超过95%。

展览海报

　　展览分为三个单元，不仅汇聚了“南海I号”、“华光礁I号”、“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南澳I号”、“碗礁I号”等著名沉船出水瓷器，还有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世珍品，向观众全方位展示了从唐五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整体面貌和中国古代瓷器文化的对外影响。

展厅一角

-第一单元-

　　鲸波浩渺——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

　　自唐代起，海上丝绸之路日趋繁荣，航海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方式。广州、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诸多国际性大港相继涌现。

巩义窑白釉蓝彩碗

　　唐代中后期，陶瓷器开始作为大规模外销的商品。长沙窑、越窑、邢窑、巩义窑以及广东地区生产的早期外销陶瓷器，开启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辉煌历程。

　　在这一单元，唐三彩盖罐、长沙窑青釉彩绘盘和青釉褐斑贴塑执壶颇为引人注目。

唐三彩盖罐

　　其中，长沙窑创烧于初唐，中晚唐时期达到鼎盛，是唐代重要的青瓷窑址。其装饰手法丰富多样，以釉下彩绘和贴塑最具代表性，兼有印花、划花、镂雕等。纹饰题材常见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部分器物书写诗文。

长沙窑青釉彩绘盘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塑执壶

　　长沙窑瓷器是中晚唐时期陶瓷海外贸易最主要的产品之一，1998年发现于印尼爪哇勿里洞海域的“黑石号”沉船，共出水文物67000余件，其中长沙窑瓷器占56500余件，以青釉釉下彩绘产品最具代表性。部分长沙窑瓷器的纹饰带有外来文化因素，如“椰枣纹”，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外国商人订烧的现象。

-第二单元-

帆樯如林——宋元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

　　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重心由陆地逐步转向海洋，以中国为核心的南海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海上贸易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

德化窑青白釉双系小罐

　　南宋开始，经济中心逐步南移，以龙泉窑、景德镇窑、福建地区为核心的外销瓷产区工艺逐渐成熟，产量急剧增加，主导了这一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并涌现出一批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场，中国瓷器由此进入大规模外销的阶段。

白釉执壶，南海I号出水

磁州窑白地褐彩龙凤纹大罐

　　本单元中，一件口径42.5厘米的“景德镇窑青花莲池鸳鸯纹图菱花口盘”与众不同，一般口径超过35厘米的大盘在元以前几乎不见，原因之一是其烧成难度过高，其二是器物功能不符合汉族人民的生活传统。

景德镇窑青花莲池鸳鸯纹图菱花口盘

　　相似尺寸大盘见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其产生可能与元代中东地区来华订烧的行为有关。

-第三单元-

瀛涯万里——明清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

　　明清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瓷器大量远销欧美地区，推动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景德镇窑青花花鸟博古图盖罐

景德镇窑青花冰梅纹罐

　　以景德镇窑、德化窑等为代表的外销瓷器，风靡世界，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载体，对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西方社会和文化间深层次的交流与互鉴，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虽然受明初“海禁”政策影响，龙泉窑瓷器外销的数量和范围与元代相比有一定减少，但其在海外发现的明前期中国陶瓷中仍占有较大比重。

龙泉窑青釉镂空瓶

龙泉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凤尾尊

　　日本本岛和琉球地区出土了大量14世纪末以后生产的龙泉青瓷，我国西沙海域以及菲律宾、泰国、日本等地的沉船遗址皆发现明代龙泉窑青瓷。

　　同时，福建、广东窑口的仿龙泉窑产品也进入了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这说明至少在明代前期，龙泉窑在陶瓷海外贸易中仍颇具规模。

日本制五彩武士人物瓶

　　前人曾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用一艘艘船、一件件器物，联结起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纽带。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在充分挖掘馆藏资源的基础上，全面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讲述相向而行、相遇相知、共同发展的丝路故事。